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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讀



世界帝王（universal emperor）的挑戰



忽必烈（Khubilai Khan，1215-1294。中國歷史上的元世祖）是大蒙古國（Yeke Mongghol Ulus）的最後一任大汗；中國正統王朝元代（Yuan Dynasty）的開創者。對蒙古民族來說，成吉思汗的地位不容挑戰，而忽必烈汗身為世界征服者的繼承人之一，卻不免毀譽參半，甚至一度被部分蒙古人視為「蒙古文化叛徒」。但如同成吉思汗等同於大蒙古國一般，忽必烈亦可與元朝畫上等號，美國漢學家羅沙比（Morris Rossabi）於80年代末出版的專書《忽必烈汗：他的生活與時代》（Khubilai Khan：His Life and Times）描述道：「忽必烈是一個世界性的帝王，在13-14世紀的各種文化中具有不同的形象，名滿天下。...他獨有的成功在於將自己從遊牧征服帝國的大汗轉變成能有效統治定居社會的帝王。」故而，無論是忽必烈自己或後世研究忽必烈的專業史家，都不會滿足於僅將忽必烈定位為中國史上朝代的開創者。



忽必烈因為對各種文化的擁抱，以致後世有「悖離」蒙古文化的批判，但實際上忽必烈從創建元朝始，從未忘記自己是大蒙古國的繼承人。「元」朝之名，傳統認知上是忽必烈採納漢人謀臣劉秉忠（1216-1274）的建議，從《易經》：「大哉乾元」而來，這使元朝創建之初似乎戴上了「漢化」（Sinicization）的外衣，羅沙比則認為忽必烈的種種作為，目的都是成為一位「世界的」帝王（universal emperor），而非僅是中國的皇帝。「大哉乾元」與其視為對儒化或漢化的選擇，更應該是滿足漢族士大夫的情感與兼顧大蒙古帝國本質的「變通」。元史學者蕭啟慶師已論證「元朝」就是「大朝」之意，元朝創建之前，成吉思汗的Yeke Mongghol Ulus有兩個漢譯，「大蒙古國」之號用於外交文書；簡譯的「大朝」則常用於對內，兩種漢譯國名並行了五十年之久，忽必烈的「元」就是取其「大」，只是換用一種更具中國朝代風格的譯法。簡之，忽必烈以「元」為國號，除了認知立國以漢地為中心的現實，也為建構他世界帝王形象的一環，這是忽必烈「祖述變通」的思維本質。



故而，要真正認識元朝，就必須透徹了解忽必烈汗。本書為專業蒙元史家力作，著者具有深厚的制度史研究基礎，奠定撰寫忽必烈傳最好的沃土。作者曾經指出：「忽必烈與其祖父成吉思汗一樣，堪稱蒙元的一代偉人。成吉思汗以征服武功震撼世界，忽必烈則以走向文治著稱於天下，他是成吉思汗最優秀的繼承者」；前輩學者蔡美彪亦說：「一部忽必烈的傳記等同於半部元史」，確是精論。此書將忽必烈的一生細膩地分為十九章：第一章到第七章，在時間軸上是滅宋之前忽必烈從成吉思汗的諸孫成為元朝大汗的過程。首先陳述蒙古世系從成吉思汗選定的窩闊臺系轉移至拖雷系後人，這是忽必烈能走上成吉思汗繼承者位置的關鍵。再論及蒙哥登上汗位後，命忽必烈總領漠南軍國重事，開啟了著名的「金蓮川幕府」時代，亡金名儒與天下豪傑群從，尤其是劉秉忠、姚樞、郝經等，構成了潛邸謀臣集團，對於忽必烈的崛起助益甚大。而蒙哥忽然死於四川合州釣魚城，給予忽必烈奪取汗位的大好機會，他趕到開平召開忽里台大會，宣告自己成為大蒙古國的合法繼承者，也與同母弟阿里不哥展開多年的鬩牆之戰。另外一方面，他同時創建元朝，附會漢法，以雙重體制作為元朝立國基調，確立行政、軍事、監察分立的政治架構。忽必烈與阿里不哥進行戰爭之際，他所擔心的山東降將果然趁機聯宋叛蒙，開啟忽必烈罷黜世侯制度，集權中央的契機，也導致忽必烈對漢族的信任與感情蒙上難以抹滅的陰影。因此，忽必烈開始重用色目人，藉以壓抑與牽制朝中漢人，尤其是阿合馬的專政，藩邸儒臣日漸淡出權力中心，最終引發暗殺阿合馬事件與真金太子憂死的結果。最後作者回到宋元之間的和戰關係，國信使郝經被賈似道拘留多年，以致議和破局，忽必烈在南宋川蜀降將的建議下，改變攻宋戰略，練水軍、圖襄樊，最終在一二七六年（至元十三年）謝太后率眾於臨安出降，三年後廣東崖山大戰，宋祚正式告終。



第八章到第十三章論及治理制度、社會結構、軍衛體系、再次分封、用兵西北與征服戰爭的盡頭。忽必烈滅宋後將行省制推及於江南，並以帝師與宣政院統轄吐蕃的治理，這是史上首次將今日西藏地區納入直接統治的創舉。根據降服蒙古帝國的先後，元朝給予不同族群差異待遇，也成為後世對四等人制的討論基礎。而為了保持「行國」的祖宗之法，忽必烈冬、夏巡幸兩都，有元一代帝王從未間斷。他更重組怯薛軍，使其與漢式體制並行，為穩固江南等新征服區域，以皇子宗王出鎮各處。忽必烈取得汗位的後遺症是引來西北諸王的叛變；遠征日本、安南、緬甸、爪哇，以及對高麗的佔領和統治，帝國的征服也已達到極限，忽必烈也因為這些征戰換來窮兵黷武的批評。



第十四章到十八章以元代的海外貿易、科技發展、宗教政策、理財爭議、皇位繼承為議題，最終總結了忽必烈一生的功過。元代海外貿易發達程度空前，帝國的規模激發了完善的驛傳制度（站赤、急遞鋪），各族人才的匯聚與合作開啟科技的活躍發展。宗教政策則兼容並蓄，伊斯蘭、基督教、道教、佛教等首次與儒教平起平坐。但忽必烈的晚年並不平靜，重用色目人理財一方面是為制衡漢族儒臣，一方面也因對外征戰不斷與封賞太濫，財政亟需整理，這使得以漢法制漢地的基礎產生裂痕，真金太子也因為阿合馬暗殺事件受到波及早逝，忽必烈為穩定汗位繼承借用漢人嫡長子繼承制的規劃宣告夭折，從此元朝的皇位繼承波折不斷。最後一章作者以「蒙漢雜糅夢、功過紛紜說」作為忽必烈傳的總結評論。



本書雖名為帝王傳記，卻是以忽必烈為中心，元代創建前後的重大內、外制度為緯，人、文化、制度之間的互動為網，通讀本書，可獲得的元朝知識含量遠過於單一人物傳記。日本學者杉山正明（すぎやままさあき）曾如此說道：「如同田餘慶所注意到的一樣，在拓跋政權和其後的中華世界中，多民族化和多元複合文化是顯著而同时進行的。唐宋變革是令人刮目相看的演變，與這種變革成果同步，北族王朝這一軍事優先的混合體，實際也形成了組織。结果，這兩種變化並行不悖，相互影響，共同向著下一個歷史階段前進。高度評價南方繁榮的文化區域和文明主義，貶低北方的粗野和武力的軍事優先主義，這不僅是中國學者的通病，日本的中國史學家也有此傾向。综合地把握兩者，進而描畫出一幅時代的立體畫像，此點非常必要。也只有如此，才能體現出歷史研究者真正的水準。」（《澎湃新聞訪談》，2014年7月）



即使有些學者並不同意杉山氏以往論著中「元朝非中國王朝」的觀點，但他論說提醒著研究者與讀者，蒙元史的本質牽涉到複雜的多樣民族與文化，避免片面的立場，才能趨近蒙元史的原貌。本書不僅是描繪一位王朝開創者忽必烈汗，更特別注意到了蒙古原有文化對於忽必烈決策上的影響，如何成為複雜民族與文化的共同帝王，是忽必烈終其一生面臨的最大挑戰，也是讀者理解與閱讀此一忽必烈傳應具備的起點。

總領漠南軍國重事



一、思大有為於天下



一二三二年父親拖雷逝世的噩耗，對剛滿十八歲的忽必烈，無疑是沉重的打擊。但喪父之痛，一定程度上促使忽必烈迅速成熟，錘煉了他的意志和應付複雜事變的能力。《元史．世祖本紀》稱：「及長，仁明英睿，事太后至孝，尤善撫下。」當是十八歲以後忽必烈政治上趨於成熟幹練的概括性描述。



大約在乃馬真皇后稱制時期，忽必烈進入而立之年。那時，成吉思汗諸子相繼謝世，孫輩叱吒風雲的時刻即將到來。忽必烈一直在思考：如何為大蒙古國幹一番事業，如何大有作為於天下？身為蒙古宗王和拖雷嫡子，他有這樣的責任和實力，也有這樣的機會和可能。



忽必烈熱衷於訪求前代帝王的功業逸事，尤其是喜歡聽唐初李世民廣延四方文學之士，講論治道，終成大業的事蹟，而且由衷欽佩，銳意模仿。他千方百計延請召集藩府舊臣及四方文學之士，孜孜不倦地詢問治理國家的方略辦法。正如史書上說的：「世祖皇帝始居潛邸，招集天下英俊，訪問治道，一時賢士大夫雲合輻輳，爭進所聞」，「論定大業，厥有成憲。」由於這一系列努力，身居漠北的忽必烈，周圍漸漸彙集了一批「亡金諸儒學士及一時豪傑知經術者」。



在臨時應召和長留漠北的漢族士大夫中，比較系統地向忽必烈獻上治國之道的，當數張德輝、劉秉忠、姚樞、李冶。



一二四七年，河東交城人張德輝被召至漠北藩邸。忽必烈首先發問：「孔子沒已久，今其性安在？」張德輝回答：「聖人與天地終始，無所往而不在。王能行聖人之道，即為聖人。性固在此帳殿中矣。」



忽必烈又問：「或云遼以釋廢，金以儒亡。有諸？」回答說：「遼事臣未周知，金季乃所親睹。宰執中雖用一二儒臣，餘則武弁世爵，若論軍國大計，又皆不預。其內外雜職，以儒進者三十分之一，不過閱簿書，聽訟理財而已。國之存亡，自有任其責者，儒何咎焉？」



忽必烈深表讚許，又問：「祖宗法度具在，而未設施者甚多，將若之何？」張德輝指桌案上的銀盤為喻：「創業之主，如製此器。精選白金，良匠規而成之，畀付後人，傳之無窮。今當求謹厚者司掌，乃永為寶用。否則不惟缺壞，恐有竊之而去者。」忽必烈思索良久後說：「此正吾心所不忘也。」



忽必烈還問：「農家作勞，何衣食之不贍？」張德輝答道：「農桑，天下之本，衣食所從出。男耕女織，終歲勤苦，擇其精美者輸之官，餘麄惡者將以仰事俯畜。而親民之吏復橫斂以盡之，民則鮮有不凍餒者矣。」